在中国，说《红楼梦》者太多。不仅常常在报刊见到论说文章，还有专业的《红楼梦学刊》，大量相关著述出版不绝，成语“蔚为大观”用在这里，允称恰如其分。可相对于读过、喜欢《红楼梦》的读者，这数量还很有限。一大批读“红”的人，因为种种因素，阅读之后却并不一定写文章谈它。这些读者，或许比爱写、能写文章者更喜欢这部书，有颇深切感受及见解，可惜我们无从得知了。

有的读者，一生或者就写过一两篇谈“红”文章，可那完全是浸润长久后的独有心得，叫人读来感到思力深邃，眼光独具，对我们阅读这部人间大书，有新的认知开启。杨绛先生《春泥集》中的《艺术与克服困难——读〈红楼梦〉偶题》，在笔者看来，应属于见人所未见，能启发读者的有益、有价值文章。

杨绛先生近百岁时还在文章中说：“我早年熟读《红楼梦》。”对于那一代启蒙时以读、背诵为主的读书人，对一本书说“熟”，一般都是喜欢到烂熟的意思。《艺术与克服困难》这篇写于1959年的文章，从其上下前后的引述中，可以很容易感觉出作者对该书的熟稔程度。能够写谈《红楼梦》，在中国，“熟”，只能算是最一般的基础吧。对于杨绛这样的读书人，写作有关《红楼梦》的文字，没有独具的识见，几乎不可想象。

从前人“爱恋”看红楼之“难”

在这篇名为“艺术与克服困难”的文章中，究竟有什么“困难”？《红楼梦》写作，有怎样的困难呢？在杨绛看来即是：“写前人所未写，思前人所未思。”这篇文章，首先引述了中国古代的许多小说和戏剧，说它们：“写才子佳人的恋爱往往是速成的。”譬如唐代元稹的《会真记》，其中张生与莺莺，彼此相见，张生即刻就颠倒“几不自持”。莺莺的感情还略有曲折，两人初次见面，莺莺在赌气。张生和她攀谈，莺莺也没有搭理。张生寄诗挑逗，她开始还拒绝，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才应允张生的要求。唐代另一位作家皇甫枚所作传奇小说《三水小牍》，连这一点曲折也没有。其中写赵象和飞烟的爱恋，赵象只是在墙缝里窥见飞烟，便立刻“神气俱丧，废食忘寐”。他托人转述衷情，飞烟听了，“但含笑凝睇而不答”，原来她也曾窥见赵象，爱他才貌，所以已经心肯。她认为这是“前生姻缘”……当时的人写爱恋，就这么简单，这么快。

这是传奇小说，再往后的戏剧，照杨绛的说法，拘于体裁、场景：“男女主角的恋爱不仅速成，竟是现成。”她举例：王实甫《西厢记》里的张生和莺莺，偶在僧寺相逢，张生一见莺莺就呆住了，仿佛撞着“五百年风流业冤”“眼花缭乱口难言，魂灵儿飞半天”。莺莺也并不抽身，却“尽人调戏嚲（音朵）香肩，只将花笑拈”。她回身进内，又欲去不行，“眼角留情”“脚踪儿将心事传”，还回头，留下“临去秋波那一转”。当晚月下，两人便隔墙唱和，张生撞出来相见，尽管红娘拉小姐进去，可两人却“眉眼传情，口不言，心自省”。用杨绛的概括就是“已经目成心许”。

至于入列元曲四大家的白仁甫，他《墙头马上》中的人物裴少俊和李千金，两人墙头一见，立刻倾心相爱，甚是直接干脆。中国古典戏剧最惊心动魄的一场爱恋，发生在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之中。主人公杜丽娘并未见到本人，只是梦里见到一位名柳梦梅者，尽管“素昧平生”，可觉着“是那处曾见，相看俨然”，随即苦苦相思，神魂颠倒，死去活来。这种可称为“速成现成的恋爱”，戏剧或小说里总说成是“奇缘”“天缘”或“夙缘”，似乎早有安排，“五百年风流业冤”云云。杨绛解读：“在男女没有社交的时代，作者要描写恋爱，这就是最便利的方式。”

这种方式，不仅中国古代，古希腊小说及后来戏剧也有描述。杨绛举出两篇希腊小说《埃修匹加》和《琉席贝与克利多封》的男女相见情景。前者的男女主角偶然在神庙相逢，“两人一见倾心，就在那一面之间，两个灵魂已经互相投合，仿佛感觉到彼此是同类，彼此是亲戚，因为品质相仿。当时两下里都一呆，仿佛愣住了……两人深深地相视半晌，好像是认识的，或者似曾相识，各在搜索自己的记忆。”与我国古代的传奇小说描摹何其相似。后一篇里男主角梦中便预示了两人未来的命运等情节，以及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，男女主人公也正是在舞会上相逢而一见倾心……可见这是一种无论东、西方写作爱恋都爱用的便捷方式。

《红楼梦》之新

《红楼梦》表现了自己的不一般，开辟出一片文学新天地。尽管两位重要人物相见，也呈现出前生注定的式样。黛玉初见宝玉，便大吃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好生奇怪！倒像是哪里见过？何等眼熟！”宝玉打量黛玉一番后，也笑道：“这个妹妹，我曾见过的。”不过他们并未立刻倾心相爱，以身相许，曹雪芹并不采用这种大家都用的便利模式。杨绛通过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中青埂峰下的顽石对空空道人的议论：“至于才子佳人等书，则又开口‘文君’，满篇‘子建’，千部一腔，千人一面，且终不能不涉淫滥。”这一节，加上第五十四回贾母的一段批评：“这些书就是一套子，左不过些佳人才子，最没趣儿。把人家女儿说得这么坏，还说是‘佳人’！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。”杨绛认为两处议论，观点相同，“显然是作者本人的意见，可见他写儿女之情，旨在别开生面，不落俗套。”

在曹雪芹笔下，林黛玉是个有痴情、有小才的“异样女子”；宝玉不是才子（他当然有才，不过不是旧小说的那种才子）而是个“多情公子”，是公侯家的“不肖子”。从全书看，林黛玉葬花词中有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的句子；临终时还有“我的身子是干净的”之表白，杨绛以为，都是刻意强调了他们感情“不涉淫滥”这一点。不涉淫滥，就不能称速成，“而是小儿女心心相印、逐渐滋生的”。

在男女严苛有别的封建时代，未婚男女很少有相互接近的机会。曹雪芹通过大家族生活情景，“辟出一个大观园，让宝玉、黛玉和一群姊妹、丫环同在园内起居……这就突破时代的限制。”从书中我们看到，小时候，宝玉黛玉不仅一桌吃饭，还能在床（杨绛晚年的文章认为应当是北方的炕）一块儿躺，一直到宝玉十七八岁，还是朝夕相处。这样的环境，使得“他们可以由亲密伴侣、相契的知己而互相爱恋”。

可是，这“大观园”只是允许一群小儿女亲密生活，却并不相容他们恋爱。“恋爱在当时说来是‘私情’，是‘心病’，甚至是‘下流痴病’。‘别的事’尽管没有，‘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’。”（《红楼梦》九十七回里，这个大家庭里最有实力、集中代表传统意志的贾母，在知道黛玉病因、病况后说的一番话，表达出的断然及冷漠，可清晰获知爱恋在此时代情状下的不能）这种气氛下，宝玉黛玉当然断断不能公开爱恋。曹雪芹的困难来了：“作者要‘谈情’，而又不像过去的小说或戏剧里用私情幽会的方式来反抗礼教的压力，他就得别出心裁，另觅途径。”这就见出这部作品的特别处来：“正因此，《红楼梦》里写的恋爱，和我国过去的小说戏剧里不同，也是西洋小说里所没有的。”

“暗流”之恋

也正因此，“宝玉和黛玉的恋爱始终只好是暗流，非但不敢明说，对自己都不敢承认。”杨绛分析解读：“他们的情感平时都埋在心里，只在微琐的小事上流露，彼此只好暗暗领会，心上总觉得悬悬不定。”我们在阅读《红楼梦》时，常常为黛玉宝玉间为细琐事不断闹小别扭感到费心，杨绛对社会环境的揭示，对我们理解特定时代的青年爱恋，有很大帮助。

对于作者曹雪芹，前所未有的境况描摹——时间延展，男女内在繁复心理迁变——便十分困难。可在他的笔下，这些曲折隐微过程，却表达得十分耐心从容。譬如，林黛玉心里意中，只是缠绵着宝玉，她便不免时时处处要问，宝玉心里意中，也只是一个她吗？没有别的姊妹吗？他们的交情与其他人不同吗？人家有“金”可配“玉”，宝玉对“金玉”说当真不在意？

杨绛对此结论：“这许多问题黛玉既不能用嘴来问，只好用她的心随时随地去摸索。我们只看见她心眼儿细、疑心重，好象她生性就是如此，其实委屈了黛玉，那不过是她‘心病’的表现罢了。”不少读者，常常以今天现实比照，以为黛玉太小心眼，不甚可爱。笔者以为，读了杨绛先生解读，我们应该对《红楼梦》之所以为伟大著作的精微处，有更为深切的文学体味才好。

为了让读者充分理会，杨绛在文章中引用了第八回黛玉奚落宝玉听从宝钗的话，比圣旨还快；第七回中宝钗告诉周瑞家的，自己有病，一个和尚说了个方子，药名“冷香丸”。十九回中，宝玉闻见黛玉袖中发出幽香，追问时，黛玉却曲意拉扯，问宝玉是否有“暖香”。宝玉不解，黛玉说：“你有玉，人家就有金来配你；人家有‘冷香’，你就没有‘暖香’去配他？”这实在曲折遥远。可见凡与宝玉情缘相关事，黛玉皆留意上心；第二十回，史湘云来了，黛玉又讥笑宝玉若不是被宝钗绊住，早就飞来；二十二回，黛玉听见宝玉背后向湘云说她多心，因而气恼，和宝玉吵嘴；二十六回，黛玉因晴雯不开门而生出误会；二十八回，黛玉说宝玉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；第二十九回，二人从清虚观回来砸玉大吵……大量例子“看来都只是不足道的细事，可是黛玉却在从中摸索宝玉的心，同时情不自禁地流露了自己的‘心病’”。

黛玉如此，宝玉何尝不是时时表白。表白得好，恰到好处，两人可以心照领会。譬如第二十回，宝玉说自己“亲不间疏，后不僭先”，表示自己和宝钗不及和黛玉亲：“我也为的是我的心。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”使得“黛玉听了低头不语”。二十八回中：“宝玉听他（黛玉）提出‘金玉’来，不觉得心里疑猜，便说道：‘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，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，天诛地灭，万世不得人身！’”

言辞实在重，心迹表达充分。可有时宝玉的表白有些露骨，譬如引《西厢记》句子说：“我就是个‘多愁多病’的身，你就是那‘倾国倾城’的貌。”后面又说：“‘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’……”这在他们彼此，就未免有轻薄之嫌，太过造次，惹得黛玉嗔怒。这所有种种，在杨绛看来：“反正他们两人吵架一番，就是问答一番，也许就是宝玉的偈语里所谓‘你证我证，心证意证’。”越往后，越接近。三十二回中，宝玉向黛玉说“你放心”后，表述：“你真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，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辜负了。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，才弄了一身的病了。但凡宽慰些，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！”这番话，听得黛玉“如轰雷掣电，细细思之，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，竟有万句言语，满心要说，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……”他不仅掏出了自己的心，也直指及黛玉“心病”。三十四回，宝玉赠送旧帕，黛玉“细心揣度，一时方大悟过来……不觉神痴心醉……”“宝玉能领会我这一番苦意，不知将来可能如意不能，又令我可悲……再想到私相传递，又觉可惧。”最后“一时五内沸然，由不得余意缠绵，便命掌灯，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，研墨蘸笔，便向两块旧帕上写道……”由两人这番大作为，杨绛推定他们：“彼此都心领神会，‘心证意证’，已无可再证。”

时代与爱恋

可作为那个时代的小女子，由于深心所托，不能落实，尽管宝玉一再表白，黛玉依然犹疑重重，且实际距离理想，事实也愈加渺茫。对此，杨绛文章还举出不少例子，譬如读者可以感受的贾母王夫人等“又不象有意要把她配给宝玉”。二十八回，元妃赏节礼，只有宝钗和宝玉是一样的。宝玉听了，还笑着说：“这是怎么个原故？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和我的一样，倒是宝姐姐的和我一样？别是传错了罢？”他心倒是在黛玉身上。可黛玉知道此事，却说：“我没这么大福气禁受，比不得宝姑娘，什么‘金’哪‘玉’的！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人儿罢了！”三十五回，宝玉“勾”着贾母，“原为要赞黛玉”，不想贾母称赞的却是宝钗。杨绛文章由小人物，言及大外力：“宝钗在贾府愈来愈得人心，黛玉的前途也愈来愈灰黯。黛玉尽管领会宝玉的心，只怕命运不由他们作主。”所以，体味着这些的黛玉时常伤感。五十七回，紫鹃哄宝玉说黛玉要回南，宝玉听了几乎疯傻。紫鹃回来后劝黛玉“作定大事要紧”，黛玉口中责骂，心上感伤，“便直哭了一夜”。七十九回，宝玉把《芙蓉女儿诔》里句子改成“茜纱窗下，我本无缘；黄土垄中，卿何薄命”，黛玉陡然变色，因为正合了时刻在她心念中的伤感和疑虑。

一些人不甚看重的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，描写宝黛爱情，继续了先前笔法。八十九回误传宝玉定亲，黛玉“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。思前想后，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，千愁万恨，堆上心来。左右打算，不如早些死了，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，那时反倒无趣”。以至于“绝粒”；九十六回黛玉听说宝玉将娶宝钗，“如同一个疾雷”，待见过有些痴的宝玉回去，“身子往前一栽，‘哇’的一声，一口血直吐出来”。黛玉此时所感，当然并非宝玉实际所为，所能为，可此时此地，她只能觉得自己错了。她勉力烧毁了题诗的旧帕、平日的诗稿（有限生命的心血），断绝无限痴情。倘以现代的观念论，她这是用自己可支配生命对时代的惨烈反抗，一种对“爱”的绝望表达。对于这结果，杨绛的解读是：“他们中间那段不敢明说的痴情，末了还是用误解来结束。他们苦苦的互相探索，结果还是互相错失了。”人世人情，居然如是，读者的期待，只感受到大悲怆。

写在最后

与先前几乎所有古典作品相较，《红楼梦》都是创造性的。曹雪芹描述的，是未曾有人写出的恋情。既然“未曾有”，势必无所依傍，极为困难。想来，《红楼梦》之所以“批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”，不仅是故事本身，还为克服这些从未遇见的写作困难。杨绛对此的体味是：“现成的方式，不能把作者独自经验到的生活感受表达得尽致，表达得妥帖。”“《红楼梦》作者描写恋爱时笔下的重重障碍，逼得他只好去开拓新的境地，同时又把他羁绊在范围以内，不容逃避困难。于是一部《红楼梦》一方面突破了时代的限制，一方面仍然带着浓郁的时代色彩。这就造成作品独特的风格，异样的情味。”从创作《红楼梦》及阅赏此部人生大书两方面而言，杨绛以十六世纪一位意大利批评家的话作结：“欣赏艺术，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。”——深刻且别具意味。

杨绛先生的这篇论《红楼梦》文章发表，由于观点独到，引起了多位有水准的文学行家关注。当时的文学研究所何其芳所长、深通文艺的宣传部领导周扬等，都不吝惜言辞，公开表示欣赏。著名作家也是杰出批评家的茅盾，读到这篇文章，也十分认可。周扬甚至在讲话中，也引用此文的标题作为结尾的句子：“艺术就是克服困难嘛！”此讲话在文学研究所传达时，有人就对杨绛说，这是“你的话嘛”！

虽然杨绛也是引用意大利批评家的话，可用于题目，产生的影响却不可低估。有名作家柯灵在其电影剧本“选集”序言中，对收有《艺术与克服困难——读<红楼梦>偶题》一文的《春泥集》有如许说法：“最近读了两本好书：钱锺书同志的《旧文四篇》和杨绛同志的《春泥集》。都是薄薄的小册子，却含蕴了足够的重量。没有几十年铁杵磨针的功夫，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。”并解释说：“《春泥集》的题名来源于龚自珍的诗句：‘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’那么不管花开花落，寒来暑往，好东西并不在乎新旧。”钱锺书所下的学问功夫，他的《谈艺录》《管锥编》等大书可证。杨绛先生著述，由此文看去，当得起“几十年铁杵磨针功夫”的评价。

阅读一部杰作，对读者而言，同样是考验。你的人生历练，人世眼光，生命况味，甚至艺术造诣等方面全部合纵起来，或许才能进入曹雪芹营造的心灵“大观园”，才能透达艺术深邃处。杨绛先生以《红楼梦》为题的文字，不过一二篇（百岁时还有过一篇随笔“漫谈”），可她从中国文学史，乃至世界文学史考察，指出了曹雪芹此书的写作困难处——一场与其他作品时间不同，似乎有意有情却终于不能完成的爱恋。一个读者或者评论家，通过自己的渊博学养及别具思力，见人所未见，言人所未言，杨绛先生此文，当然是“欣赏困难克服”的典范。（作者：杨建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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